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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角下的公司担保法律责任问题

字号+ 作者:曹军 刘鑫 来源: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 2020-08-19阅:1228

摘要:根据《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对外缔约,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两个条文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遥相呼应,保障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情形下公司损失可得救济。

首先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A公司系网络借款居间平台,B公司通过A公司撮合向网络出借人借款,自然人C、有限公司D、上市公司E提供连带责任保证。B公司届期不能如数还款,A公司依平台网络出借人授权委托提起仲裁,要求B公司还款,并要求C、D、E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中,各方最大分歧点在于有限公司D、上市公司E的保证责任承担问题。E公司抗辩其为深交所上市公司,依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其为B公司提供担保系“为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的关联方”提供担保,应由股东会决议并进行披露,但本案中其未按照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出借人亦未通过公开渠道查询确认,非善意第三人,故其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仲裁机构最终以“《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为由,裁决自然人C、有限公司D承担保证责任;以“1.按照《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由有权机构作出决策;2.E公司章程规定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应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未经公司有权机构授权,无权对外提供担保;3.E为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股东信息公开可查;4.本案并无E公司股东会决议,更无任何证据表明E公司对此保证行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追认,故《保证合同》对E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为由,裁决E公司不需要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对上述案例争议焦点,我们先分析三个基本问题:

(一)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行为

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形成印文具有推定印章所有者意思表示的证明效力。如果一份文件仅有公司盖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签名,习惯上人们也推定公司作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1]。

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机构,其和公司的关系有代表说和代理说两种,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公司人格实在说(即法人和自然人一样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有独立意思,并且通过它的机关作出意思表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公司人格拟制说(法人是法律拟制的实体,本身没有意思表示的能力,只能通过代理人为意思表示)。从《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缔约)、第五十条(法定代表人越权缔约)、《<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法定代表人越权缔约)规定来看,我国采取的是代表说。

综上,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或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章并加盖公章,只要签章真实,就应当推定公司作出了认可合同内容的意思表示。上述案例中,D、E公司分别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D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E公司授权代理人李某在《保证合同》上签名。故网络出借人有充分理由相信D、E公司作出了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零四条及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认识问题

1.《公司法》涉担保三条文旨在提示公司内部机构进行权力分配、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法》未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纳入第二十五条、第八十一条规定的章程应当载明事项,而是在第十六条进行引导性规定,鼓励公司通过意思自治规范对外提供担保行为。担保通常并非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对外提供担保会增加公司负债,或危及法人财产的独立和完整,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或提供大额担保时很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故法律要求公司在对外担保前进行内部决议,并对决策权行使主体进行一定限制,但条文本身并未禁止公司担保行为。《公司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是股份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会召开的召集义务,也指向公司内部机构的权责分配。《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强调了上市公司对外提供大额担保的决议主体及决议成立的表决权份额,目的在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

也即,上述三个条文,在内容上表现为提示公司在对外担保之前进行内部决策,是典型的调整担保人公司内部权利行使、优化治理结构的规范。

2.《公司法》涉担保三条文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大量论著及司法案例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通说认为不属于。《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其中的规范分为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前者注重主体内部结构、机构设置、权力分配,后者注重主体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后果[2],只有对后者才用是否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条款来判断行为效力。如上,《合同法》是典型的行为法,《公司法》涉担保三条文属于公司组织规范中的内部管理性规范,故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来判断担保行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2)民提字四156号案中,最高院民一庭的审判业务意见为:“《公司法》第十六条及第一百零四条属于强制性规定但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

(三)公司章程的约束对象

依据《公司法》第十一条“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可知,公司章程约束对象不包括担保权人,故在处理公司和担保权人的法律关系时,要将公司作为一个整体,适用其他法律规范。

有限责任公司及非上市股份公司的章程在工商部门以工商内档的形式存档,担保权人非要求担保人查询、提供或自行委托律师前往查询工商内档不能获取。上市公司的章程依法对外公布,但担保权人需要耗时耗力检索获得最新、最准确版本。即便担保权人获得准确、有效的章程,也需要其熟谙《公司法》规定才能有效阅读并决策,当担保权人是没有任何商事交易经验的普通人时,前述要求实在强人所难。可见,公司担保情形下对担保权人科以章程审查义务,必然大大提高交易成本,本质上将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转嫁至担保权人,既不符合《合同法》及《担保法》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也不符合《公司法》对提高现代公司治理水平的立法追求。

《民法典》带来的新变化

1.根据《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对外缔约,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两个条文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遥相呼应,保障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情形下公司损失可得救济。

2.根据《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法定代表人和公司是代表关系,其他人员的职务行为和公司构成代理关系,并且“法定代表人越权缔约的,以其代表行为有效为原则,无效为例外;约定代表人越权缔约的,原则上属于无权代理,例外情形(表见代理)为有效代理行为”[4]。本案中,就签订保证合同这一事项,李某持有经E公司签发、缔约之时有效的《授权委托书》,故就签订保证合同事项,李某为有权代理,并不能适用无权代理相关法律规定,缔约的法律后果由E公司承受。

3.根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即使公司内部担保的决议因效力瑕疵被撤销,公司依然要对善意的担保权人承担担保责任。这体现了公司内外有别的原则,以及涉商事立法领域维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追求商事效率的一贯价值取向。

4.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即便将公司法第十六条等归为强制性规范,对其的违反也不会导致订立担保合同的行为无效,因为“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质言之,前述三个条文旨在提示公司完成内部利益分配、优化公司治理,并且不以使违反该规范的合同无效为实现这个目的的必经途径。

相关问题探讨

1.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人是否善意是公司是否承担其代表人和代理人行为法律后果的关键。对于第三人的善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0)沪高行终字第8号明确:“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不具有对世效力,其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不构成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第三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第三人的善意是被法律推定的,第三人无需举证自己善意;如果公司主张第三人恶意,应当对此负举证责任”[5]。

反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纪要》)第18条,要求担保权人对相关决议进行形式审查,涵盖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表决权比例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等,实在有与法律基本规则相悖之嫌。所幸《九民纪要》不是司法解释,法官参照适用,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援引,而《民法典》相关条文给了我们校准偏差的根本依据。

2.《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了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进行相关决策并对信息进行公告、披露,其性质为部门规章。《九民纪要》第31条在论及违反规章的合同效力时提出“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是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笔者认为,将违反规章的法律行为解释为违背公序良俗因而无效,需要受到严格限制,不得任意扩大解释,本文探讨案例显然不属于该种情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是证券交易所自治规则,交易所本身非行政机关,其规则仅规范在其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行为,非统一市场交易规则,无普遍约束力,不得作为判定担保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注释:

[1]王军:《中国公司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第103-104页。

[2]朱锦清:《公司法学(上)》[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3]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商事卷)》[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第三版,第464页。

[4]王军:《中国公司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第294-295页。

[5]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第三版,第11页。

(作者: 曹军、 刘鑫,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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