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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经济萧条吗?金融危机是否正在爆发?

    字号+ 作者:admin 来源:华夏资本联盟综合 2018-10-12 我要评论

    中美的差距有多大?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将从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营商、民生等各领域全面对比中美实力。本文从经济实力方面客观分析中美差距,肯定进步,正视问题。

    任泽平:中美经济实力对比


    泽平宏观  作者:任泽平 罗志恒 华炎雪

    导读:中美贸易战爆发前后,关于中美竞争力的比较主要有三种观点:1)过度膨胀派,认为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超越美国,中国有实力全面挑战美国;2)过度悲观派,否定中国制度、文化,认为改革进入深水区而难以推进,内忧外患导致中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3)理性客观派,主张全面、客观、理性分析中美的竞争力,认为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有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追赶美国,不断改善民生,迈向发达国家行列。中美的差距有多大?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将从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营商、民生等各领域全面对比中美实力。本文从经济实力方面客观分析中美差距,肯定进步,正视问题。

    中美经济比较: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

    中国当前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与美国的GDP规模差距不断缩窄,但仍未改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基本现状。假定中国GDP年均增速6%,美国GDP增速2%,2027年即十年后中国GDP总量预计将赶超美国,但人均GDP、生产效率差距仍较大,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金融自由度、企业竞争力与美国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军事、政治影响力不及美国。中国必须立足于国情,客观、理性地看待与美国的差距,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

    1、GDP 规模:中国占全球份额逐步扩大,与美国差距缩小

    中国与美国GDP规模差距快速缩小,预计2027年中国GDP总量赶超美国。2017年中国经济规模达12.2万亿美元,经济增速6.9%,占世界15%。美国经济规模为19.4万亿美元,经济增速2.3%,占世界24%。如果中国按照6%左右的增速增长,预计到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已为全球第一。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PPP计价)为18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达到23.1万亿美元,美国为19.4万亿美元,两者差距在持续扩大。

    2、人均GDP:差距巨大,中国仅为美国的15%

    中美人均GDP差距巨大。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832美元,美国人均GDP为59484美元,中国仅相当于美国的15%。发达国家门槛是4万美元,人均GDP从8千美元到4万美元,美国用时约29年,日本用时32年,德国用时30年。根据普华永道和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在2050年人均GDP为3.73万美元,美国为8.78万美元,届时差距仍然巨大。按照十九大的规划,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蓝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经济产出效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均不及美国,每单位能耗创造的GDP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阶段,更加依赖全要素生产率,但我国经济产出效率仍大幅低于美国。201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PPP计价)为美国的43%;201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3万美元,美国11万美元,中国约为美国12%。

    中国GDP的创造效率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能耗大,在主要大国中仅好于俄罗斯。2014年,我国每单位能耗创造的GDP为5.7美元/千克油当量,美国为7.46美元/千克油当量,世界平均水平为7.9美元/千克油当量。

    4、投资与消费:消费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上升,但投资仍占较大比例;美国为典型的个人消费驱动型经济

    按照支出法,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1%,低于美国的69.1%;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53.6%,投资占比依然较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始终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处于偏低水平,特别是2000—2010年间,居民消费率从46.7%持续下滑至35.6%的历史低点,2010年之后虽然有所回升但仍然处于相对低位,2017年为39.1%。同期美国的居民消费率高达69.1%,英国也达到了65.5%,欧元区平均为54.6%。即使与经济发展处于相似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比,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也明显偏低,2016年金砖国家(不包括中国)居民消费率平均为58.5%,高出中国近20个百分点。

    近期在居民杠杆过高、房价高企、资本市场下行财富效应消失的背景下,居民消费降级,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占比、提高民生社保财政支出解除后顾之忧、通过政府再分配降低收入差距、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和竞争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居民消费。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为44.4%,对投资依然高度依赖,推升杠杆率上升;美国的私人投资占比16.6%。

    5、国际贸易:中国货物出口额全球第一,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中美两国对进出口依存度均有下降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全球第一,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2017年中国货物出口金额为22635亿美元,占全球的12.8%,高于美国的8.7%(德国8.2%,日本3.9%),连续九年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货物进口金额18410亿美元,顺差为4225亿美元。服务出口金额2281亿美元,进口金额4676亿美元,贸易逆差为2395亿美元。

    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其中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占比46%。2017年美国货物出口金额为15534亿美元,进口金额23608亿美元,贸易逆差为8075亿美元。服务出口金额为7977亿美元,进口金额为5425亿美元,贸易顺差2552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3757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超过后九个经济体之和(42.3%);对华服务贸易顺差385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15.9%,排名第一位,这是由两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决定的。

    中美两国对进出口的依存度均有下降,中国下降幅度更大。中国进出口总额/GDP自1978年尤其是2000年加入WTO以来,快速提高,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2%,其后持续下降,2017年为33.6%,进出口依存度下降,较最高点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整体持续扩大,净出口/GDP在2007年达到7.5%后下行,2017年为3.5%。美国进出口总额/GDP持续增加,到2011年达到最高点30.9%,近年来有所下降,2017年为27%。美国净出口在1971年首次转负后,除80年代末因日美贸易战而有所缓和外,大部分年份均为负数,在2006年净出口/GDP达到-5.5%,其后逆差缩窄,2017年为-2.8%。中美贸易战并未爆发在美国逆差最严重的2006年前后,而在缩窄的2018年,可见缩减贸易逆差只是美方发起贸易战的借口。

    6、产业结构:中国第三产业低于美国30个百分点,但金融业占比略超美国

    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低于美国30个百分点,美国服务业占绝对主导。2017年我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40%和52%,美国三大产业占GDP比为1%、17%和82%。从劳动力分布看,2017年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27%、28.1%和44.9%;美国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1.7%、18.9%和79.4%。

    农业方面,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均偏高,但效率偏低,机械化、规模化程度偏低,更多依靠化肥,中国小麦、棉花单产高于美国,但大豆、玉米的单产和总产量远低于美国,我国广义粮食自给率84%低于美国的131%。第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我国玉米和大豆的单产均为美国的56%。第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2016年我国玉米产量的2.3亿吨,美国为3.8亿吨,中国产量相当于美国的60%;小麦我国产量为1.3亿吨,相当于美国的2倍;大豆产量1196万吨,仅相当于美国的10%。第三,就粮食自给率而言,2016年我国狭义粮食自给率为95.4%,美国为121%;我国广义粮食自给率为83.9%,美国为131.2%。第四,中国每公顷耕地消费的化肥为美国的3.7倍,每100公顷耕地的拖拉机台数为美国的1/3。

    中国制造业占GDP和出口的比重均大幅高于美国,但中国高端服务业出口占比低于美国。2017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41452亿美元,占GDP的33.8%,制造业增加值为35932亿美元,占GDP的29.3%;美国工业增加值28692亿美元,占GDP的14.8%,制造业增加值为22443亿美元,占GDP的11.6%。2015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为94.32%,高于美国20个百分点,高端服务(含旅游、知识产权、金融保险和通信信息服务)出口占比为34.6%,比美国低近30个百分点。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整体低于美国,2017年因国内去产能而略高于美国。2013年以来,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整体上低于美国,但去产能取得进展,2017年产能利用率达到76.85%,高于美国的76.12%。其中,煤炭、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国为79.6%,美国为78.42%;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中国为77.7%(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79.4%),美国为77.41%;汽车制造业,中国为81.05%,美国为77.68%;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中国为78.3%,美国为72.69%;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中国为78.25%,美国为70.15%。

    中国的钢铁产量约为美国的10倍,但中国的原油产量及自给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3和1/2。2017年中国、美国的钢铁产量分别为85007和8161万吨,中国是美国钢铁产量的10倍。2017年中国和美国的原油自给率分别是32.2%和65.5%,中国仅为美国的一半;中国和美国的原油产量分别为1.9和5.7亿吨,中国是美国的1/3;中国和美国原油消费量分别为5.9和8.7亿吨,中国是美国的2/3;2013年中国页岩气藏量134万亿立方米,美国页岩气藏量131.5万亿立方米;中国技术可开采量32万亿立方米,美国为33万亿立方米。

    中国金融业占比略超过美国,房地产业占比约为美国的一半。2017年,中国金融业占GDP的7.9%;美国金融保险业占GDP的7.5%。中国、美国的房地产与租赁业占GDP比重分别为9%和13.4%;其中,中国、美国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5%和12.3%。

    7、金融: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金融自由度全球排名靠后,货币超发严重,股票市值约为美国的1/4,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高达63%

    中国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风险偏好低,倾向于向国企、传统低风险行业放贷;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风险投资发达,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和高科技的创新。2017年中国间接融资占比75%,直接融资占比25%;美国直接融资占比达到80%,间接融资约占20%。

    中国金融业深化程度不够,自由度偏低,对外开放程度不够。根据美国传统基金协会2017年公布的金融自由度指数,中国金融自由度为20,全球排名120位,美国金融自由度为70,全球排名20位。

    中国M2/GDP比重为美国的2.8倍,货币大量超发。2017年底中国货币供应量(M2)为24.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202.8%;美国货币供应量为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71.4%。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较晚,沪深两市总市值仅占美股的1/5。2017底A股总市值为8.7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71.2%;美股总市值已达42.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65.7%。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3485家,美股上市公司总数4773家。从股票发行与退市制度看,中国实行IPO审批制,公司上市程序复杂、用时较长,市场机制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美国实行注册制,通过发行人和投资者的价格博弈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从投资结构看,中国股市由个人投资者主导,中小投资者(证券账户资产量低于50万元)占比75.1%,羊群效应和非理性特征明显;美国股市由机构投资者主导,侧重长期价值投资。从股指行情看,A股表现出牛短熊长特征,上证综指在经过几轮暴涨暴跌后长期趋势并不明显;美国表现出“慢牛行情”,长期呈上涨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股市换手率为197%,美国股市换手率为116%。分行业看,中国各行业市值均低于美国,但材料、工业、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相对市值较高,电信业务市值与美国差距较大。

    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63%,人民币占比仅为1.2%。2017年中国IMF投票权份额6.41%,美国为17.46%,具有一票否决权。2017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30667亿美元,美国外汇储备为1233亿美元,中国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占比约25%。2017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62.7%,人民币占比为1.22%,欧元占比20.1%,日元占比4.9%,英镑占比4.5%,加元占比2%。

    中国总储蓄率高于美国,但美国贷款利率低于中国,吸引外商投资规模高于中国。2016年,中国总储蓄率47%;美国总储蓄率为18%。2018年7月,中国短期贷款利率4.35%,美国联邦基金利率1.91%。2017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363亿美元,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773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1019亿美元,美国对外投资4244亿美元。

    8、企业竞争力: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比美国少6家,但国企多民企少,集中在资源垄断性行业及金融部门,美国在生命健康科技领域上榜企业较多

    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不断接近美国,但国企多民企少,集中在资源垄断性行业及金融部门,美国在生命健康领域上榜企业较多。2018《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显示,我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11年增长,达到120家,其中,国企有83家,民企仅37家;美国有126家上榜。中国有三家企业进入榜单前十名:国家电网(第2名)、中国石化(第3名)、中国石油(第4名);美国沃尔玛零售商继续位列世界500强榜首。

    从行业分布看,中国上榜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金融业、能源、炼油、采矿、房地产和工程与建筑行业,生命健康、食品生产等行业上榜企业较少;美国上榜企业分布在金融、能源、电子、通信、装备制造等行业。互联网行业中,中国上榜的有3家(京东、阿里巴巴、腾讯),美国上榜的有3家(Amazon、Alphabet、Facebook);电子通讯行业中,中国有15家(鸿海、中国移动、华为、中国电信、联通等),美国有23家(Apple、AT&T、Microsoft、Comcast、IBM等);汽车制造领域中,中国上榜的有7家(上汽、东风、一汽等),美国上榜的有2家(通用、福特);航空、国防领域中,中国上榜数量与美国持平(均为6家);食品生产、生命健康行业,中国均无上榜企业,美国分别有10家食品生产类企业和12家生命、健康类企业上榜。

    从盈利看,美国苹果公司排在第一位,利润483亿美元,中国进入利润榜前十的是四大国有银行。中国10家上榜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利润总额占111家中国(包括香港,除中国台湾地区)上榜公司总利润的50.7%。美国上榜的8家银行平均利润为96亿美元,而利润总额仅占126家美国上榜公司的11.7%。

    9、人口与就业:中国人口总量为美国的4.3倍,劳动参与率高于美国,老龄化率比美国低,但增速较快

    中国人口总量为美国的4.3倍,老龄化率比美国低,但增速较快。2017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9亿,美国为3.2亿,中国约为美国的4倍;中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5人,美国为36人,中国约为美国的4倍;中国人口老龄化率为11.39%,美国为15.41%,但我国老龄化率的增速快于美国,过去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增速0.3个百分点/年,美国人口老龄化率增速为0.28个百分点/年;中美两国的男女比例为1.05和0.97。

    中国劳动参与率高于美国,失业率低于美国。2017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为68.9%,美国为62.9%;2017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9%,美国失业率为4%。

    10、城市:中国城市化率低于美国23.6个百分点,城市圈(群)的集聚效应低于美国

    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低于美国,户籍城市化率更低,应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国五大城市群的集聚效应低于美国。2017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8.5%(户籍城市化率为42.4%),美国为82.1%。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西海岸城市群聚集的人口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1.8%、14.5%和12.1%,高于中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口占全国比重的8%、10.9%和5.9%。美国三大主要城市群的GDP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5.6%、13.8%和14.1%,高于中国三大主要城市群的10.1%、19.8%和9.8%。

    美国主要城市群的特征如下:

    (1)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

    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11个州组成的超大型城市群位于美东海岸。该城市群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4.7%;人口7031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1.8%,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GDP达到4.7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5.6%。

    (2)芝加哥-匹兹堡城市群:美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以芝加哥、匹兹堡、克利夫兰、托利多、底特律等35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分布于美国中部五大湖沿岸地区。该城市群区域总面积约63.4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6.6%;人口4676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4.5%,GDP达到2.5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3.8%。

    (3)圣地亚哥-旧金山城市群:美国“科技之城”

    美国第三大城市群位于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包括南加州、北加州两大城市群,分别以洛杉矶、旧金山为中心,辐射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区域总面积约40.4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4.2%;人口3925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2.1%;GDP达到2.6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4.1%。

    中国主要城市群的特征如下:

    (1)京津冀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由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组成。区域总面积约21.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3%;2015年常住人口1.1亿,占中国总人口的8%,城镇化率62.7%;GDP达到7.5万亿元(1.1万亿美元),占中国GDP的10.1%。

    (2)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浙江省共26个城市。区域总面积约21.17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2%;2015年常住人口1.5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0.9%;2016年GDP达到14.7万亿元(2.2万亿美元),占中国GDP的19.8%。

    (3)珠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14个城市。区域总面积约11.76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22%,2015年常住人口8162万,占中国总人口的5.94%,GDP达到7.3万亿元(1.09万亿美元),占中国GDP的9.8%。

    11、资源能源储备:中国人均耕地和水资源低于美国,能源自给率逐年下滑,能源进口占比约为美国的2倍

    我国耕地面积为美国的78%,人均耕地面积为美国的19%,人均可再生水资源为美国的23%,能源自给率逐年下滑,能源进口占比约为美国的2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耕地面积为152.3万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16.65%,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为0.47公顷。我国耕地面积为119万平方公里(约合17.85亿亩),占土地面积的12.68%,人均0.09公顷。美国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我国的1.3和5.2倍。2014年,我国人均可再生水资源为2062立方米/人,相当于美国8846立方米/人的23%。我国能源消耗进口占比逐年上升,自给率逐年下降,与美国近年页岩气革命以来形成鲜明对比,2014年中国能源进口占比为15.02%,相当于美国7.31%的2倍。

    12、财政:中国宏观税负略高于美国,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低于美国,考虑到隐性债务较高和社保水平偏低,财政压力较大

    2015年中国的全口径宏观税负为33.9%,略高于美国的33%。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低于美国,但是隐性债务较多,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仍低于美国。2017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为2.9%(目标赤字率3%),低于美国的3.5%。根据BIS数据,中国政府的杠杆率为47%,低于美国的97%。

    13、军费:美国军费开支全球第一,为中国的3倍

    当前,新兴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崛起,其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而言还存在很大差距。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中国军费开支2280亿美元,排在第二位,占GDP比重1.9%;美国军费开支为6950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6%,占全球40%,是中国的3倍。沙特694亿美元、俄罗斯663亿美元、印度640亿美元、法国578亿美元、英国470亿美元、日本454亿美元。

     

    美国还会有经济萧条吗?


    澎湃新闻  作者:方绍伟 旅美学者

    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蜕变成了“信贷主义”。图为当地时间2018年8月1日,美国纽约,人们走出纽约证交所。视觉中国 资料

    提起经济萧条,人们能想到的也许不是1815至1830年发生在英国的 “后拿破仑萧条”或1870到1890年代发生在欧美的“长萧条”,而是1930年代发生在美国并波及全球的“大萧条”。“大萧条”之后,随着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政策的兴起,美国后来的经济危机都变得相对短暂与温和。

    在经济学里,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短期经济波动,一般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那么,政府干预真能有效地缩短经济周期吗?按照一般的定义,衰退是指GDP环比连续下降两个季度,萧条是指GDP环比连续严重下降超过三个季度。那么,美国未来的经济危机能够只有衰退而没有萧条吗?

    早在19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就曾自信地宣称,由于失业与工资上涨或通货膨胀的负相关规律已经被发现,政府因此可以通过控制通货膨胀来调节失业程度,经济衰退的程度可以被减缓,危机持续时间可以被缩短,经济萧条不会再出现了。可话音刚落,美国就在1970年代陷入了令人尴尬的“滞涨”期(1973年11月至1975年3月),即失业和通胀同时出现,期望中能很快反弹的“V型危机”变成了持续衰退的“L型危机”。“大萧条”没有了,但“小萧条”还是未能避免。

    在随后的1980至1990年代的“大稳健时代”(The Great Moderation),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失业程度都变得更加平缓,其中央银行即一般称为“美联储”的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通过调整名义利率来对付通货膨胀也似乎变得更加有效。于是,经济学家们又开始踌躇满志起来。2001年的股市泡沫和“9·11事件”也确实都没有给经济造成太大影响。

    2003年,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席演讲中,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自豪地宣称:“对抗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可几乎同样是话音刚落,“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就以金融恐慌的形式从美国席卷全球。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经过重大金融改革的美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面对低通胀和低利率的现实,美联储采用了与“大萧条”时期完全不同的做法,定量购买长期公债和金融资产的“量化宽松政策”频频见效,美国整体经济、股市和房市因此都很快恢复并持续走高。到了2018年8月,特朗普总统通过推特兴高采烈地宣布,美国正在经历一个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大牛市。

    那么,这一次真的会有所不同了吗?如果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美国还会有经济萧条吗?

    一、经济危机的原因:“债务通缩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济危机是怎么会发生的。

    有趣的是,最早讨论经济危机及其原因的,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他在181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经济危机是新兴工业的生产过剩和不平等导致的消费不足的结果,必须通过政府干预和社会主义来纠正。

    1819年,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1773—1842)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经济危机理论。除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在这本书里,西斯蒙第还分析了价格竞争、工资削减、不平等和总需求等问题,这些分析不仅被1825年的英国银行危机所证实,也在后来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所进一步发展。

    经济危机的出现,很快在经济学里被划分不同时间跨度的周期理论所反映,包括3到5年的“基钦周期”(英国经济学家基钦[Joseph Kitchin,1861—1932]于1923年提出)、7到11年的“朱格拉周期”(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lèment Juglar,1819—1905]于1862年提出)、15到25年的“库兹涅茨周期”(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Kuznets,1901—1985]于1955年提出)和45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 ,1892—1938]于1925年提出)等。

    但是,这些周期划分多少有些事后和机械色彩,至少是因为未来的周期由于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而在时间上更难确定,故人们关注的还是更加实质性的原因分析。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为分析经济周期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在凯恩斯看来,短期经济波动的出现,表明市场经济可能会进入一种低于充分就业的短期均衡,即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货币流动偏好提高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其中,利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的供给而不取决于储蓄与投资,故政府应该采取财政和货币手段来压平这种波动。

    凯恩斯的学说后来又被发展成后凯恩斯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经济学家们还构建了不少经济周期模型。凯恩斯的学说也启发了关于政客利用财政货币政策迎合选民的“政治性商业周期理论”。此外,与凯恩斯学派对峙的其他理论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它们主要包括:新古典主义的强调外部技术冲击的“真实商业周期论”、强调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矛盾及竞争使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论、强调低利率导致银行信贷滥发的奥国学派商业周期论、强调信贷循环的“债务通缩论”和“金融不稳定假说”等等。

    这些理论对经济危机的不同解释,可以通过一些相互对立的理论维度来进行比较,其中最基本的一个理论维度是危机内生论和危机外生论。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信奉的是危机外生论,它们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战争、灾害、技术等外部冲击带来的,认为供给会自动产生需求的“萨伊定律”依然成立,政府干预只会加剧危机。凯恩斯学派则认为,供给根本不可能自动产生需求,是需求在创造供给;不同市场(商品、劳工、信贷等市场)相互制约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永远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必然内生于现实经济结构中,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才能限制危机的冲击。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在1933年《大萧条的债务通缩理论》(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一文中提出的“债务通缩论”,也是一种危机内生论,但它强调的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私人信贷扩张导致的债务危机、资产抛售和通货紧缩。如费雪在该文里所说:“当过度负债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债务清偿引致的资产)价格下降的速度,远快于债务清偿的速度,故人们摆脱债务的努力反而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名义债务。”

    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和费雪对1929年股市崩盘的误判,导致费雪的理论长期被忽视,直到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的“金融不稳定假说”进一步发展了费雪的理论,并由于被称为“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的2008年金融危机,而使“债务通缩论”再度被关注。

    明斯基强调,现实经济中更多的是跟风投资者而不是价值投资者;对冲型借款人、投机型借款人和庞氏型借款人的普遍存在,导致了不良债务的累积膨胀和债务危机的最终爆发。“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经济在一些融资机制下是稳定的,在另一些融资机制内是不稳定的;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繁荣,经济会从有助于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转向有助于不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

    抛开政策建议上的差异不谈,奥国学派的商业周期论与费雪的“债务通缩论”在强调信贷循环导致经济危机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尽管主流经济学中需求不足和技术冲击的解释都很流行(技术及其应用其实更多是内生而不是外生的),其他从收入不平等进行的解释也不无道理,但 信贷循环的解释还是与现实更加贴近,特别是与美国历史上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更加吻合。

    如果从“债务通缩论”来看待经济危机,那么,需求不足和收入不平等就可以是有益的补充因素。另外,如果把信贷与一种广义上的生产概念相对接,那么,信贷本身就不仅仅是流通问题,而是社会化的信用生产和再生产问题。但是,信贷循环的解释,是否还存在什么一般所难以直观到的隐蔽道理呢?

    二、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双重信用”与“信贷五边形”

    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但经济危机确实日益与金融危机相关联。

    金融危机通常包括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银行挤兑、银行破产、股市暴跌、房市崩溃、货币贬值、资本外逃、金融泡沫破裂等等。美国建国后所发生的几十次经济危机,不少都是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特别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金融危机的结果,“大萧条”和“大衰退”就是如此。

    在产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经济中,金融危机经常导致经济危机,原因主要与现代经济本身的特征有关。传统经济的特征是自给自足、资金自有,现代经济的特征则是积累投资和债务信贷。但是, 随着消费主义和信贷经济的兴起,积累投资日益被债务信贷所取代,积累型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信用型资本主义。

    债务信贷必然附带着“杠杆的双面刃效应”:胜则大赢、败则大亏。因为,债务信贷是跨期交易,交易方的利益实现都推向未来,收益放到未来就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如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借方资产的突然贬值),这种风险还会因为收入流的证券化或虚拟化而扩大。一旦有差错(如现期债务与远期资产的错配、市场的突然转变、低制约冒险、掠夺性信贷、庞氏骗局等等),无力还债和破产就很难避免。违约赖债和破产的结果还会产生连锁影响,这种债务危机的传染,就可能变成资本市场的危机以及商品和资产的清仓贬值和生产的下降,加上失业浪潮和消费需求的下降以及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的违约欠债,整个经济最终就陷入经济危机。

    积累型资本主义成为信用型资本主义,这在美国可能最为典型,因为美国的信贷已经更突出地变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邓肯(Richard Duncan)所说的“信贷主义”(Creditism)。邓肯甚至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蜕变成了“信贷主义”。

    其实,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不过其中的债务与资本、储蓄与消费的比例有所不同了,私人资本主义也更多夹杂了国家资本主义。但对美国来说更为特殊的是美元的“世界信用货币”特征,这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的现实,也是商品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的结果。

    更具体地说, 信用型资本主义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双重倾向:一方面是信贷消减资本和消费压倒储蓄所导致的私人经济的日益债务化,另一方面是由黄金所支撑的实物货币变成纯信用货币之后公共经济的日益股份化。

    私人经济的日益债务化上文已经分析,下一节将给出一些具体的数据。公共经济的日益股份化,指的是美元与黄金脱钩变成彻底的信用货币之后,本来作为中央银行债务的纸币需要有黄金资产来承兑,现在只需要用美国政府公债的利息支付能力以及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来支撑,这就相当于美国的企业和居民,要通过每年纳税和发展经济,来支撑公债利息的偿还和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即相当于购买国家股票。股份公司的资产结构公式“资产=负债+股东权益(含股本)”,有助于理解这个“信用货币股份化”的类比。

    由于抵制入股的唯一办法从是美国移民到其他国家,移民时也不能卖股兑现,故只有超强的制度稳定性和超强的经济实力,才可能维持这种信用货币。当然,也只有超强中的超强,才可能使这种信用货币同时成为世界货币。“信用货币股份化”的逻辑不仅解释了美元的强大和移民的流入,也能解释使用信用货币的落后国家(或历史上的王朝)经常出现的货币危机和移民的流出。显然,信用货币问题是财政制度问题,财政制度问题则是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强大本质上是政治经济的强大,货币危机本质上是政治经济的危机。

    但是,强大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灾变都有免疫力。投资消费债务化的背后是私人信用,信用货币股份化的背后是政府信用;

    信用型资本主义的这个“双重信用”也有其“阿喀琉斯之踵”,就是私人债务偿还力、私人税收负担、公债利息支付力、利率预期、通胀风险五大风险之间的平衡问题(以下简称“信贷五边形问题”)。其中,货币与国债发行主要是通货膨胀风险与国债违约风险之间的权衡。美元本身就是世界货币,美元的霸权地位,一方面成为美国国际购买力膨胀和贸易逆差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成为美国国内低通胀和资产价值暴涨的原因(因进口货便宜,同时美元发行和国内外拥有美元者日益增加,制度、经济和生活环境的优势也推高了资产价值)。

    总之,美国经济面临的不仅仅是“国家资本结构”问题,而且是“国家资本结构”与“私人资本结构”背后“双重信用”的滥用问题。一方面是“双重信用”的真实,另一方面是滥用“双重信用”也同样真实。所以,美国是否还会有经济萧条,归根到底是上述五大风险之间能否取得平衡的“信贷五边形问题”。那么,走出2008年危机已经10年的美国经济现在究竟如何了呢?下面我们从一下具体数字来看美国“双重信用”的状况。

    三、美国的下一个经济萧条:债务规模与“利差指标”

    我们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数据,来看一下美国私人和政府债务的情况。

    首先是一般家庭的储蓄。2018年7月,美国一般家庭的储蓄率是6.7%。从1959到2018年,美国一般家庭的平均储蓄率是8.8%;1975年5月最高曾达到17.3%,2005年7月最低曾达到2.2%。储蓄率反映的是包括退休储蓄在内的家庭储蓄与税后可支配收入之比,这些数据确实表明了美国一般家庭储蓄的下降趋势。

    储蓄下降同时,债务上升。2017第四季度,家庭债务与GDP的比率是78.7%。从1952到2017年,这个比率平均为57.8%;2008年最高达到98%,1952年最低为23.8%。个人消费贷款方面,2018年7月为177亿美元,1950到2018年平均每月贷款额为47.4亿美元;2010年12月最高曾达到1181亿美元。

    私人工商贷款(即企业债务)方面,2018年8月,贷款总量是22173.7亿美元。从1950到2018年,美国私人部门的平均每月贷款额是5854.7亿美元;2018年7月最高到达22268.7亿美元,1950年1月最低为136.5亿美元。如果将非金融公司、家庭和非营利机构的债务加起来的话,2017年,美国私人债务与GDP的比率是202.8%;从1995年到2017年,这个比率平均为190.5%;2009年最高曾达到213.5%,1995年最低为155.7%。可见, 企业债务比家庭债务的情况更严重一些。

    公债方面,2018年9月联邦公债与GDP的比率是105.4%,公债总额是21.5万亿美元,其中包含了从社保基金借贷的5万亿美元。中日两个最大持债国都持超过1万亿美元,但2014年以来两国都开始减持。联邦债务总数不包括各州和地方债务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平摊6.5万美元,这个数字显然比美国的人均GDP还高,也是联邦年度财政收入的600%以上。从1940年到2017年,联邦公债与GDP的比率平均为61.7%;1946年最高曾到达118.9%(二战的原因),1981年最低为31.7%。

    联邦债务的总量反映的是联邦财政赤字的年度累计,1970年以后联邦赤字就一直在上升,1992年达到3000多亿美元,2000年前后一度有几年盈余,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赤字曾达到近15000亿美元。2015年降到5000亿美元以下,最近又因为特朗普减税增支而回升突破了1万亿美元。

    赤字为什么会如此疯狂上升?因为民主政权就像一种“人人有责、无人有责”的公地,政治家不用为赤字和公债承担具体责任,富人和穷人都不愿多交税,将来要交税还债的人又还没有出生,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综合起作用,就有了现在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购买美国国债的市场主体中,美联储是买得最多的,2018年9月总共持债2.3万亿美元,超过了中日两国持债的总和。

    2018年8月,美国的M2(广义货币供应量)总量是14.2万亿美元。这是一种印钞买债、自买自卖的游戏。

    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40年,联邦债务总量与GDP的比率预计将超过200%。即便不考虑数额更加惊人且资金还没着落的政府支付义务(即退休社保和医保,估计数额为67万亿到210万亿美元),整个游戏也显然像是一个合法的庞氏骗局。

    公债和印钞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它所购买的有价证券是资产,而用于购买这些证券的美元是债务(买公债时美联储未必需要印钞,它也可以给持有该证券的会员银行抵消等额欠帐);进入美联储的存款项目是负债,存款现钞则是资产。但是,没进入流通的现金则不算是美联储的资产或负债。美联储通过自己负债扩表的方式把外部机构的负债变成自己的资产,同时通过增加自己的债务使别的外部机构获得新增的美元资产。

    所以,美联储印钞买债,对它自己来讲永远是中性的(实际印钞的是财政部印钞局;美联储的利润给会员银行6%红利后进入国库,近年其年度利润达1000亿美元),而对外部则永远是正价值的,货币的发行因此像一种无中生有的法术。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引起那么大关注的原因。

    2008年初,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危机爆发后的年底就突破了2万亿美元,2013年又突破了3万亿美元,2014年后一直在4万亿美元以上。如果那些外部机构不能通过获得货币的方式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效用,新增的货币就会导致不同形式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 表面上美元已经不再以黄金为价值依托,但美元信用的价值依托之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稳定和效率。一旦对制度的稳定和效率过分陶醉,低估私人和政客融资承诺的兑现风险,“庞氏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冒险”就会演变成一个新的“明斯基时刻”。

    上述数据表明,美国私人债务的总量及与GDP的比率已经逼近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水平;工商业债务总量超过了2008年危机的水平,与GDP的比率则接近2008年危机的水平;联邦债务及与GDP的比率则都已经超过了2008年经济危机时代水平。现在与2008年的不同之处是,2008年有住房次贷和金融管制不力的问题,而由于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些问题,故人们把眼光放到了美国居历史最高位的股市、国内的垃圾债券、新兴市场债务(总量约8万亿美元且面临美元利息上涨压力)、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影响不大但不确定性可能很大)以及其他未能预料到的风险上。

    上述差不多五大风险因素,加上“信贷五边形问题”,无论如何也是美国经济所令人担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也许目前的经济繁荣还能随着惯性持续一段时间,但就美国经济中“国家资本结构”与“私人资本结构”背后的“双重信用”而言,只要时间足够长,就必然有债务水平足够高而陷入困境的可能,或者有通胀和利率高到足以窒息增长的可能,或者有国债利息占财政支出比例足够高而导致财政危机的可能。

    那么,危机到来之前会有什么是可量化观察的先兆指标吗?确实有。除了各种不同的“金融压力指数”之外,美国从1968年以来的7次经济危机,都一无例外地可以从“债券收益率曲线”的变化中得到某些预示。这个“利差指标”(Yield Spread)已经被美国经济学家Arturo Estrella所发现和证实。

    具体而言,在某一时点的债券收益率曲线上,纵轴代表收益率,横轴则是各种公债的不同到期时间。收益率曲线一般都从左向右上升,即年期越长收益率会越高,因为投资风险一般会随年期拉长而升高,或者零风险的利率预期可能上升。

    但是,这个曲线有时会倒挂似的从左向右下降,即短期债券的收益率高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因为投资者可能预期利率或通货膨胀率长期而言要下降(故长期债券的利率也降),或者债券的供给将大幅减少或需求大幅增加(故长期债券利率低也能卖出)。

    在1968年之前,由于美元是实物货币而不是信用货币,通缩比通胀更常见,故“利差指标”往往是倒挂的。“利差指标”具体指的是美国10年期与3个月期国债之间的利差,如果这个利差很低或是负数,那就意味着12个月左右之后可能出现经济危机(利差2%以上则意味着经济扩张很快到来)。

    目前,美国的这个“利差指标”还没有下降,这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在未来12个月左右陷入危机。

    但是,“利差指标”即便能在预测危机上百发百中,美国政府具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不可能按照这个指标来调整。因为,正如对付经济萧条时具体手段的选择那样,即便理论上可以有削减支出、债务重组、债务货币化或印钞、增税或再分配等不同手段来对付经济萧条,具体采用什么手段并不取决于经济理论的逻辑,而是取决于具体情景下的公共选择逻辑。

    四、结语

    最后总结一下全文: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使经济危机变得比较缓和与短促,但 “国家资本结构”与“私人资本结构”背后的“双重信用”和“信贷五边形问题”,导致长时间没有危机的经济更容易被突然降临的大危机所冲击。

    未来可能先有几次小的经济危机,有萧条的大危机还需要一些时间去积聚能量才会意外爆发。债务的危机,会在利率足够高或者分配性努力压倒生产性能力时爆发。国债是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中膨胀起来的,一旦低利率无法持续,危机就会到来。私人债务可以通过破产来消解,而政府的债务一般无法通过破产来消解,公债将是纳税人心中永远的痛。 如果普遍的私人破产导致的只是一般的危机,那么,美国政府债务导致的将是一个“危机之母”


    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否正在爆发?



    宪容易

    无关宿命论,逢“8”年份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年,1998年、2008年是也,201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不是也会重来?2018年10月10日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三”的恐慌已经向市场发出的严厉信号,又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也许会爆发。10月10日,由于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上升,由于美国科技龙头股带头暴跌,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全面暴跌。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831.83点或3.15%;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15.97点或4.0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94.66点或3.20%。这是2011年8月以来美国股指数下跌得最惨的一天。真所谓血洗美国股市!

    随着美国股的暴跌,亚洲股市在10月11日开市后也跌得一片惨然。到上午10时止,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79.07点或2.90%;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了264.33点或3.29%;香港恒生指数暴跌了878,52点或3.37%;日经指数下跌了844.42点或3.59%;台湾加权指数下跌了538,23点或5.14%等,也就是说,亚洲股市一片惨绿。

    美国股市暴跌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认为这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结果。特朗普向美联储全面开火。他說:“美联储在犯错误,他们(的货币政策收得)太紧。我觉得美联储已经疯了,真的不赞成美联储现在的升息行动”。在昨天美国股市收盘后,白宫发声明来安抚市场,并指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前景仍然相当强劲,失业率处于50年来最低水平,企业和家庭都受益于减税政策,这些都为美国经济持续成长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其基本态度是以美国经济为支撑,美国股市不因为这次暴跌产生多大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全球股市暴跌是否会由此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当前要简单地回答这外问题并非易事。因为任何时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就一场系统性风险的暴露,而系统性风险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只有到它爆发之后才知道。近几十年来,几乎所以的金融危机爆发都是如此。特别是当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了近十年,涨幅翻了4倍以上的情况下,美国股市指数的调整随时都会发生。而亚洲股市惨绿只不过是受美国股市暴跌之传染而已。

    其实,全球金融危机是否会爆发?还是要回问题的根源上来。即全球信用扩张的程度如何?如果全球信贷过度扩张,甚至严重的过度扩张,那么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是必然的,只不过是由什么因素引发及在什么时候爆发而已。每一个次金融危机爆发都是如此。根据IMF的报告,2017年全球债务达到182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50%,但占全球经济产出61%的31个国家,合计资产净值也达到101万亿美元,是其国内GDP产值的两倍。根据IMF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债务负担比例也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

    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考虑。一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在以量化宽松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下,各个国家过度的信贷扩张已经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如此。既然信贷严重过度扩张,市场流动性泛滥,这必然会全面推高资产的价格。只不过,不同的国家金融市场结构不同,推高的资产价格不一样而已。美国是股市,中国是房地产市场。既然资产价格全面上升,其债权很大程度是与价格水平有关。而这种以价格全面推高的债权是无法抵销其债务上涨因素的。二是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肯定信贷全面扩张,只不过这种信贷全面扩张的载体有变化,发达国家更多的公共债务上升,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是企业及家庭的债务上升。所以,只要资产价格回落,新兴市场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更高。

    再加上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全面的升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及政策不确定性,如果短期内投资者情绪突然转变等因素,这些都可以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诱因。对此,投资者不得不密切关注。因为,在信贷过度扩张的条件下,全球金融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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